怀念牟永抗先生

　　四、玉器研究初试啼声8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良渚文化反山、瑶山等遗址玉器的惊人发现，牟先生适逢此千载难逢机会，成就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学开创的贡献。1992年出版第一集《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是二十世纪中国玉器研究的里程碑，代表东北红山与江浙一带良渚玉文化两大玉文化体系的初步综合研究，也同时反映了文博与考古于玉器研究方法和目标存在的差异，也是“两支队伍相互合作的良好开端”。玉器已成为中国核心文化重要部份，玉器所蕴含精神象征对中国文化长期起着导向作用，因而玉器成为探索我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基础，很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这篇文章初稿，本来是为2015年出版《良渚玉工》而执笔，为此也反复学习了《牟永抗考古学文集》中的论文，受教益良多。本文的初稿，部分也曾面呈先生指正。然而，因为自己对文稿的结尾并不满意，其中原想从西伯利亚更新世晚期玉器出现的情况，讨论玉器定义问题，但资料相当烦杂，要加入文中有点不胜负荷之感，而其它工作又接踵而来，最后也就搁置，尘封状态。今年2月10日早上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微信惊悉，牟永抗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深感震惊，悲痛欲绝。自1990年代相识以来，与先生在香港、杭州两地互动频繁。2000年前后，我在澳门黑沙和珠海宝镜湾发掘及整理新石器时代环玦玉石作坊，先生亲临考察指导。从2003-2004年间浙港双方合作“良渚玉器及其影响”，香港中文大学考古工作队得以在浙江省内杭州、桐乡、遂昌、温州等地博物馆顺利开展工作，牟先生大力的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03年12月10-15日间，笔者有幸与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一同出席环日本海玉文化始源会议，会后共同考察了新潟县西颈城郡青海町翡翠峡谷和糸鱼川市翡翠博物馆等地。这几天得与牟先生日夜相处，执卷问学，也趁机抓拍了先生演讲和观察玉器的风采玉照。现今睹像思人，尤觉得先生亲切和可敬。这篇拙文本来为先生生前所写，遗憾未及完善就搁笔，竟成为纪念先生的文字。这次把文章最后一段加添几笔，文字上略作调整，删除注释，勉强成文，甚感内疚！最后我对先生玉学方面的贡献认识不深，今不自揣浅薄，抛砖引玉。“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图一）

　　图一、80年代牟氏主张长江下游是中国古老玉器起源地。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玉玦扩散到东亚各地。2003年12月在日本《环日本海の玉文化始源》会议上，牟氏主张长江中、下游并不是玦的原生地。本照片是牟永抗先生当日在日本演讲的情况。

　　我国自身考古学的开始，就是为了“要挖掘出中国的历史”。国外考古学史研究者特里格（Trigger B.G.）将近代中国考古的性质，定性为民族主义的考古学。这个意见显然是有点以偏盖全，但却颇切中要害。无可否认，任何一时古学的阐释，往往仅能反映当代社会学术的主流倾向。陈星灿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指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因考古学而来，又随考古学发现而不断深入”。他概括了近百年中国考古思想的趋势，指出自上世纪20年代出现中国文化来源西来说，到30—40年代有东西二元对立说，50—70年代又有一元说，到80年代以来出现多元说的变化。

　　据此自80年代以来，中原以外考古学的兴起是从一元说脱胎到多元说变化的重要阶段，其中南中国和东北等地考古学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对传统中原一元说思想挑战起着破旧立新的作用。此中浙江省考古学代表人物牟永抗先生，就扮演着推动一元说到多元说转变的主角。牟先生是近代浙江省考古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的奠基者。良渚文化有着精美绝伦的玉器和被誉为空前绝后的玉工技艺。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与研究，牟先生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对良渚玉器丰富的论著，以及在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所树立的考古玉学研究学风和团队，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物质与遗迹的科学。考古学本身的终极目的也是研究人类行为和思想。然而，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幷不终止在田野的发现，更重要是对考古工作思想上的变化。牟先生所创立史前玉器的体系，代表着现今中国玉器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理论。

　　牟先生自我回顾生平的学术，尝感叹“外喜内忧的准悲剧式的多少往事”，其中种种经历的见证，令人非常感动。他生平中的喜与忧，遗留着时代历史鲜明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