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旧事：李济与傅斯年、胡适、郭沫若等人的交往

　　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文江。李济在很多篇忆旧文章和自传式的文章里，对自己一生走上科学研究道路一事，总忘不了提到丁文江的帮助。他从1923年留美回国一开始，就结识了丁文江。是丁帮助他进行了第一次田野发掘，鼓励他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科学考古，促成他去清华进行研究工作和田野工作。及至丁文江后来担任了中研院总干事后，又对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尤其是第十一、十二次侯家庄大墓的发掘）拨了特殊的经费给予支持。李济在丁文江于1936年不幸去世后所写的《怀丁在君》这篇纪念文字中，称丁是“一个划分时代的人……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对丁的怀念和崇敬，可说是终身不移的。丁文江示范给李济的“直道而行”的为人处世原则，影响了李济整个的学术活动和他的一生。

　　李济在留学回国的初期，曾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尽管错误很微小。丁文江据此重新核对了自己的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己制作的卡尺不精确。这也可以说体现了这两个朋友间的“直道而行”。当时的李济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丁文江已是在科学界很有名气的闻人了。

　　再说一下傅斯年。李济和傅斯年的初次见面是在1928年冬季的广州，当时李济是在再度访美归来、从欧洲乘船经香港停留时，到广州会见傅的。就在这次会晤中，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彼此相见恨晚。李济当时就决定接受蔡元培先生的聘请，担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任所长）的考古组主任。李随即北上开封，实地考察董作宾在安阳的第一次试发掘的成果。从此，他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学术岗位，直到五十一年后离开人世。

　　傅斯年其人毕生用功于史学，同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一心孜孜于寻找这方面的新材料、新知识。他在史语所成立时所说的该所的“旨趣”：“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直为李济视作工作的指导。傅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对现代学术的深切理解。他领导的工作（办研究所和办大学），都是从选拔人才和组织工作入手。他很有办法解决困难，李济称他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李济在回忆起他们二人彼此间的一次交往时说道，3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史语所二人闲谈，傅对第一组（历史组）的午门档案整理工作的进展颇有点失望（大概是受了安阳发掘的辉煌成绩的刺激）。李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傅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听后，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也许是感到他的答话不太对头，因此就有意地激他一下，反问了一句：“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后哈哈大笑，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这说明两个人的话虽有点两不对账，但却把两人的想法接上了线学术材料的价值在于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性愈高，价值就愈大；安阳的材料和午门的档案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傅对李的考古组工作一向是很支持的。他知道李济不擅长也不愿意搞所务行政工作，所以除了建所初期请李担任过短期的副所长、抗战初期搬迁时曾请李代理过一段所务外，以后就不要李负责所的行政了。（李济后来担任了十七年的所长，是在傅去世多年以后的事。）他们二人一生都没有太好的脾气，平时在工作中的争论、拌嘴都是常事，但从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二人一辈子的友谊。20世纪90年代的杜所长在回顾前所长傅公的志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现在保存的档案分析，史语所创所四巨头（指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四位）中，学术观点和发展策略与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济。”

　　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和董作宾、梁思永的关系。李、董、梁三位是考古组的三员资深的主将，三人的学术情谊很深。李济曾说：“（我们三个人）对于现古学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法”，“（我们都认为）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一切都应该归公家保管”。他们共同约定，自己决不收藏古物。这一立场对于他们的实际田野工作起了很大影响。

　　董作宾是一位天分极高、自学成才的近代甲骨学大师，人称“四堂”之一（“四堂”指的是观堂王国维、雪堂罗振玉、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四位甲骨学名家）。他还是第一次殷墟试发掘的领导人。董作宾和李济之间自第二次殷墟发掘始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李济对于这位兄长似的同事一直是很尊重的，但他们在学术上是既有相互切磋，也有辩论乃至争论的。李济曾回忆过一段往事：董作宾研究殷商历法的基本观念，即“点、线、段”三原则，就是在跟李济等人“抬杠式的自由讨论”中得到的启发；董对卜卦的“卜”字发音之起源于钻灼龟版爆声有了试验心得，立即找到李济亲自参加实践，没有丝毫藏秘的意图。李济感慨地说，这一切证明，“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李济对董作宾在晚年没能做出较早年更多更大的贡献而陷于写一般性文章和事务性应酬深感惋惜，对环境迫使他没能再做出最好的成绩认为是学术界的损失。

　　梁思永是由他的父亲梁启超推荐给李济的（当时任公先生和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同任教）。1926年梁任公本要召思永回国跟李济一道工作，后因时局动荡，考古发掘难以扩展，暂作缓议。1927年梁思永在哈佛念考古学学位时曾回国一年做梁任公的助教；这时，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的收集品全部交给他研究。梁思永于1928年回美后，就据他研究所得写成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并于1930年出版。1930年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的约请参加了史语所考古组的工作，当年秋季即独力主持了黑龙江昂昂溪遗址的发掘，冬季又至热河做考古调查。1931年他参加安阳的小屯及后岗发掘，后又参加山东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由于梁是考古组内受过现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参加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得到很大提高。梁思永领导的侯家庄西北岗三次大墓发掘（1934—1935），是他本人的考古事业的巅峰，也是考古组成立以来最突出的成绩之一。

　　李济在许多篇文字中都深深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去世时刚满五十岁），称他的“工作胆量与处理事务的细密，是考古组全体同仁所佩服的”。李济在回忆起抗日战争期间自己花了多年岁月研究拟定的殷墟出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李济认为，梁的鼓励和协助，是他完成这部巨著（《殷墟陶器研究报告》）的很大推动力。李济称梁思永是“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家”。

　　这里再谈一下吴金鼎。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专门指导的研究生（第二届），是位极其勤奋努力、工作踏实的考古家。吴早在1926年当研究生时，陈寅恪先生就对别人称赞过他的英文根底极好。吴金鼎早年（1928—1929）对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古的极重大成就。抗战初期，他从英国得到博士学位后，应李济之约回国在中博筹备处（后转入史语所）工作。1938至1941年，李济先后委托他领导了中博和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三家的联合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工作；在著名的云南苍洱遗址的发现和四川彭山崖墓的发掘中，吴做出了突出贡献。吴在殷墟研究方面也曾对李济提供过许多协助和支持。

　　可惜的是，吴的学术生涯也受到战争时期的一些干扰；及至抗战结束，他又因胃癌（他的胃癌是在田野工作中积劳所致）而早逝，终年仅四十八岁。李济对吴的早逝，多年一直表示深切的惋惜。

　　这一篇想说的是李济与胡适、蒋廷黻二位的交往。他们在李济一生中虽不比跟别人的来往更多，但可能引起的兴趣更大；诚然，我写的只是涉及他们私交中的片段，并无以偏概全的意向。

　　关于李济和胡适的关系，我在1991年12月纽约天外出版社出的胡适研究会丛书《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二集上发表过一篇一万余字的纪实文字《胡适与李济》，已把他们一生交往的情况概略地做了一个展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这里只想补充几个小故事。

　　1948年9月，胡、李二位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约请，从南京去武大讲学。两人来去同行，颇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据李济回忆说，在武大期间胡适和他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解一解乏？胡回说，太累了，自己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去擦，就免了这次吧。李济回忆说，他自己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么周到。受到这个启发，李济以后也注意到自己动手擦净浴盆的事。

　　胡适在这次旅行中还建议李济，演讲之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另外，还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李济后来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果然有理。

　　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从这些小事中体现了胡适对朋友、对别人的关心。

　　在胡适晚年，他和李济共事四年多：一位是中研院的院长，一位是史语所的所长。两人共事中有过一些争执摩擦和不快的事，但大体说来还是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支持。我在《胡适与李济》中说：李和胡作为做学问的朋友，相互间的影响最重要的要算是在用科学的考据方法得出实证知识这方面的彼此促进。他们既是学术观点上相近而且不算太“隔行”的朋友，又是政治观点上大致相同但有色彩浓淡之分的朋友。说他们是老友则可，要论知交还称不上。

　　再说一下李济和蒋廷黻的交谊。关于这个方面，在本书开头的几篇中已谈到了一些。李济对他这位老朋友涉足的政治生活方面，一向是不加过问的。有一回，大概是1965年的春天，李济因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而去华盛顿，应蒋廷黻之邀住在他的“大使”官邸多日。他们有一次曾在闲谈中涉及一般学术上的问题，李问蒋：“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李济向这位既是历史学家、又从事多年外交活动的老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说得委婉一些而已。蒋廷黻对他这位老朋友的问题想了一下，做了一个很俏皮的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这个聪明的反问，把问题轻易地带过去了，这也许是一种“外交官”的手法。问题实际上是回答了，尽管也可以说并未回答，因为“知道”或“不知道”是后人的事，跟司马迁、张骞本人并不相干。当然，这个回答多少也反映了蒋廷黻内心的倾向。

　　蒋廷黻对李济当时主持的史语所工作中的困难，曾主动提出可以给予帮助。后来，蒋氏曾向“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建议编纂一套中国上古史，由李济担任主编。直到李济去世时，这部中国上古史文集尚未全部完成，但已开始出版，全书在20世纪80年代已完成。这也可以算是他们二人交谊的一个成果吧。

　　李济和郭沫若都是中国考古界的名人，二人神交虽久，遗憾的却是一生只会见交谈过一两次。郭沫若的论著表现出的考古学上的学识造诣和天分是很高的，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据说他一生没有正式从事过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李、郭二人之间的第一次交道，是发生在1929年底李济领导的第三次殷墟发掘之后。这次发掘的成果，包括发现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大龟版的出土，受到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这时，郭沫若流亡在日本，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他得知发现大龟版的消息，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了李济和董作宾的意见。他们经过商量，全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孜孜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很快就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送给郭。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已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李济等对此感到颇为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既有能利用这项资料的人，就应协助，不必为此事去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因此就让事情过去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卜辞通纂》的序文中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他们“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直到后来，在他于1946年去南京参加旧政协准备会议时与李济晤面（这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且是纯学术性的交谈），他一直对李济抱着很尊重的友好态度。郭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与李济的这次会晤，谈到李济对他在学术上坦诚相待的态度，以及李济的人品高尚；他甚至写道，他发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应该说，这可算是够高的评价了。

　　李济当时对于郭的印象如何，没有听见说过；平日似乎有说过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记不线年中研院选举院士时，郭当选为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之一，是经过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推荐和争取的。但这时郭沫若自己对这个头衔好像已是不愿一顾了。

　　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对“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们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可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这种攻击自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李济后来在某些文章里也谈到了这些事。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李济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陷于隔绝。自然，通过间接的渠道，在学术信息上彼此还有所了解，但实际的沟通却中断了几十年。

　　记得在1963年冬李济曾有信给我，让我向董作宾先生“在大陆上的朋友”通告董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除了直接或间接地通知了尹达等考古界的几位先生，也给郭先生写了一封信，通报他这位老朋友同为“四堂”之一的噩耗，遗憾的是这信竟如石沉大海。

　　“”开始时，郭沫若被迫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做了关于他过去写过的“几百万字……的东西都应该烧掉”的“检查”。李济见到报上消息后，曾为此批评郭“没有自信”；而所以没有自信，是因为他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海峡两岸考古界的隔绝状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这以后才有了沟通，关系得到了不小改善。但两岸的这些老一辈学人已凋落殆尽，郭、李二人已分别于1978、1979年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