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博物馆如何构建历史记忆

　　谈起“记忆”，每个个体的回答都不会完全相同。正如当前世界不存在完全一致的两个人，“个体记忆”亦是纷繁复杂。不同个体通过分享共同记忆，获得深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又形成 “集体记忆”。但无论“个体记忆”或是“集体记忆”，其形成方式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也导致其极易散失。年代越久远，“记忆”散失程度越高。因此，博物馆成为保存人类阶段性、支离破碎记忆的载体。通过博物馆的展品、展览设计等，国家试图构建起国民的身份认同，个人试图从中寻找存在感和归属感。在六个月的交流学习时间中，笔者走访了英国不同地区规模各异的博物馆，其保存“记忆”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马尔岛是位于英国苏格兰西海岸一个人口约为2000人的“大岛屿”。博物馆坐落于马尔岛的首府——托伯莫里（Tobermory，据我估计，这个小镇只有百户人家）。博物馆没有独立的建筑供其摆放展品，规模只有一间房大小，隐匿在一排小商店中。上世纪70年代，当前博物馆内的少量物品以小型临时展览的方式展出，1986始建该馆。同很多普通博物馆的展览方式一样，展品以时间顺序展出，主要反映马尔岛人从石器时代到二战时期的生活情况以及岛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展品主要包括岛上生长的农作物标本、渔民用来打渔的器械、日常生活用品、剪报、老照片等。另外，馆内有相应的模型对不同历史时期岛民生存状况进行展现，以增强参观者的代入感。该博物馆的最大特点也许不在于展品的新奇、展览方式的突出设计，而在于其独特的“人气”：没有坚硬的玻璃柜将展品同参观者隔开；基本所有关于展品的介绍都是手写，而非出自工业生产的打印机；没有语音导览，但是在博物馆当值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热情而耐心地告知有关展品或是马尔岛的一些历史。

　　马尔岛博物馆（Mull Museum）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依靠社会捐助，每天当值的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还都是志愿者。因此，该博物馆存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构建某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为由岛民“个体记忆”经过累积、沉淀形成的马尔岛“集体记忆”护航，不让那些曾经的记忆碎片随着时间消失、黯淡，给予岛民找寻祖先生存痕迹、肯定自我存在、寻找归属感的机会，同时也使得外来参观者除了能够看见马尔岛的现状，也能够以该博物馆为载体管窥马尔岛的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阿（Pierre Nora）认为，博物馆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不能独立于权威话语的操控，也不是那些深植于有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中的鲜活记忆，而是一种话语建构的叙事。位于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和位于苏格兰第二大城市格拉斯哥的凯文葛罗夫美术馆及博物馆（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作为记忆的载体试图构建的即是“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

　　关于苏格兰文物的搜集早在18、19世纪就有迹可循，但彼时的收藏基本属于私人收藏，1851年始建具有公共性质的苏格兰国家文物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of Scotland），1985年该馆迁至新址、更名。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以不同专题在不同的展厅进行展出，其中包含自然地球展厅，主要通过模型复原、化石展览的方式展出，意在说明地球上存在物种的丰富性，人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科学技术展厅，主要讲述的是历次科技革命中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发明成果以及由此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艺术潮流展厅，主要展示的是欧洲人服饰、日常使用器物的变迁；以及世界文化展厅，通过图片、实物等对世界各大洲人民的生活进行描述。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每层楼都开辟有一个特殊展厅——苏格兰历史文物展厅（下图右侧紫色部分）。这些展厅从距今30亿年前岛屿开始形成讲起，涉及早期苏格兰人的生活、苏格兰王国、中世纪时期的苏格兰、工业革命时期的苏格兰、当前不断发展的苏格兰。出乎意料的是，在整个展厅中甚少提及有关英格兰的历史内容，而是直接将苏格兰历史同世界相联系，这似乎正契合了该馆的工作宗旨—— “激励人民，让苏格兰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苏格兰”（Inspiring people， connecting Scotland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Scotland）。

　　凯文葛罗夫美术馆建于1901年，其展览方式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大同小异，之所以介绍该博物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馆藏量可以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媲美，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等大家的画作，另一方面，虽然在整个博物馆的叙事中有关格拉斯哥画家的作品、格拉斯哥的历史占据了很大部分，但同时仍未忽略对格拉斯哥同苏格兰关系以及苏格兰历史的讲述。这与上述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甚少提及英格兰或联合王国形成了对比。

　　事实上，以上两个博物馆的主要运行资金皆来自于苏格兰政府，同时接受少部分社会资金的支持，特别是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其董事会成员皆需要对苏格兰政府和苏格兰议会负责，掌握博物馆的运行策略。由此看来，上述二者皆着力于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塑造和强化“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这也是苏格兰较强的政治独立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个博物馆采用的决非是单一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方式，而是同时关照了人与自然、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关系。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建立于1753年，迄今为止已向世界人民免费开放超过260年。众所周知，大英博物馆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但是馆藏物品很多都来自殖民时代“日不落”帝国的对外掠夺和低价购买。这一性质也就决定了博物馆本身不具备构建英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希腊、埃及等国要求归还本国文物的要求从未间断。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大英博物馆为载体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的条件已然成熟。

　　博物馆展厅的设置极其简洁明了，包括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中东、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展厅。这样的铺呈方式，其意图在于向参观者展示博物馆的包容性，以及自古以来世界各大洲的互动及其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如若对某些展品稍加了解，即可发现其中包含的“世界主义记忆”因素。例如，最受游客欢迎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形成于公元前205年托勒密五世时期，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用古希腊语、两种古埃及语记载了非洲土地上第一个欧洲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故事。同时，石碑能够被重新发现也是因为英法两国在中东和非洲争夺统治权。

　　作为世界级综合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极为丰富的馆藏品本身就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巨大宝库。因此，与普通博物馆另一不同之处是，大英博物馆还是一个权威、多元的研究机构。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学者供职于此，同时博物馆还拥有自己的期刊杂志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学术研究的议题也着眼于全球互动，例如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亚洲诸国超越国境的互动、公元200年至800年间欧洲和亚洲同时出现具体宗教形象的原因、丝绸之路中纺织品作为货币被运用的方式等。正如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所言，“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文物的含义与认知展开辩论的场所”。麦格雷戈撰写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从文物出发以全新的视角讲述全球互动的历史，该书曾在全球引起轰动。

　　在唐宁街10号、外务部、海军部等重要政府机关林立的那片土地之下，战时内阁办公室（Cabinet War Rooms）已经悄然存在了近80年。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担心伦敦会成为空袭的目标故起意建立该工作室。1940至1945年，数百名内阁工作人员在此办公。1984年，在该工作室停止使用40多年后才正式对公众开放。2005年，以讲述丘吉尔个人生平为主题的博物馆建立，和上述战争纪念室一起并称为“丘吉尔战争纪念室”（Churchill War Rooms）。

　　战时内阁办公室完全保留1945年关闭时的模样，其中包括会议工作室、电报接收和发布工作室、广播室、工作人员的起居室、厨房、卫生间等。同时会配套播放当事人对彼时工作情况进行回忆的影音资料，使参观者对该工作室的存在有更为鲜活、生动的了解。

　　丘吉尔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则是利用了形式各样的多媒体工具，让参观者能够通过互动以了解丘吉尔的生平。例如，以音频的形式播放丘吉尔历次重要讲话，并配有发表讲话时的相关图片，当参观者走近图片时，红外线探测的功能即可使音频进行同步播放。此外，馆内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长约15米展示丘吉尔生命线的互动性多媒体桌，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文件、图像、动画、电影等，参观者可以手动选择希望了解的特定日期丘吉尔的事迹。整个博物馆试图向参观者展示的是一个形象丰满的丘吉尔，即他不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政治家，此外，他文笔极佳、著作颇丰、还爱好绘画等。

　　该博物馆的运营资金一小部分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慈善捐助、门票费、商业活动等。因此，建立该博物馆的主要目的也许不在于建构某种政治身份认同，而是希望通过将先进的科技手段同历史相结合，使参观者对于某些展品中体现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更易于接受和理解，获得更佳的用户体验。

　　英国可以算是全世界博物馆建造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了。纵向看，小到类似托伯莫里这样的小镇，大到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拥有自己承载人类记忆的博物馆；横向看，以人物、火车、漫画等各种不同元素为主题的博物馆亦比比皆是。它们的存在使“游离”的个体得以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在不同语境下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的理念正在各个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中逐步形成并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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