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王恩田辞世生前曾质疑“断代工程

　　知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专家、先秦史研究专家、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恩田先生因病于2017年8月28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王恩田曾主持临淄齐故城小城钻探，首次发现齐刀币铸钱遗址，并主持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的挖掘。发现安阳殷都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随葬青铜器最重要、杀殉人数最多的晚商大墓。王恩田生前曾质疑“断代工程”，认为断代工程《简本》发表10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西周《年表》多数王年都需要作出调整。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专家、先秦史研究专家、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恩田先生因病于2017年8月28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

　　王恩田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二O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9时，在回民小区石棚街济南回民殡葬服务站举行。

　　王恩田先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秦史研究专家，生于1932年4月，回族，山东德州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4年2月调入山东省博物馆，1987年评为研究员，历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和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省考古学会顾问、省古文字研究会会长、省古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省六届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王恩田先生长期主持田野考古工作，主持临淄齐故城的钻探，首次发现齐刀币铸造遗址；主持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的发掘，发现了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大墓，发现的亚醜钺不仅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证实了亚醜族的地望所在；主持茌平尚庄遗址发掘，发现了大汶口、龙山和尚庄文化的三叠层，奠定了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基础；主持调查测绘龙口莱国都城的平面图，确定了莱国的面貌和位置；在莱阳前河前发现了纪侯墓，发现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文物；主持淄博瓷窑的调查和试掘，发现了淄博窑的始烧和延续的时代，填补了山东古瓷研究的空白。1980年以后，王恩田先生离开了田野工作，开始全力投入考古、古文字、先秦史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专著《齐鲁文化志》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陶文图录》、《陶文字典》分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和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2017年，凝聚先生毕生心血的文集《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正式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

　　王恩田先生的一生是纯粹的一生，他应用先进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结合自己敏锐的视角，推进了山东考古学科学化的进程；通过他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文字基础，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演进过程中存在的真理；王恩田先生的一生是高尚的一生，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探索真知和文物背后的故事，从不索取和要求，留给我们字字珠玑的精神财富；王恩田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无论在艰苦的岁月还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他心无旁骛，脚踏实地，专心于著书立说，仿佛时间的流逝和物质的匮乏丰富均为身外之物，在古文字学、先秦史研究上终有建树；王恩田先生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他扎根于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年逾古稀依旧矢志不移，从未停止对于历史真实的探寻。

　　王恩田先生是山东乃至我国文博界科研的领军人物，他以脚踏实地的文风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为文博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激励着文博界的后辈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愿先生安息！我们将永远怀念您！（以上文字来自山东省博物馆网站）

　　1999年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发现了规格很高、规模很大的中字形西周大墓，出土70多件有铭文的铜器和606件精美的玉器、瓷器等，加上其他器物，总数近2000件，是西周考古空前的重大发现。山东考古学家王恩田先生经多方面论证，认定墓主人应与西周早期分封到宋国的始祖微子启有关。微子启是商纣王之兄，因不满于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数谏不听而投奔了周武王，与比干、箕子并称为“三仁”。王恩田先生的论文《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组团来华访问，指名要求会见王恩田先生。《每日新闻》记者对王恩田先生进行了采访。松丸先生一行回国后，《每日新闻》于2002年11月23日，以整版篇幅和醒目标题《日中学者联合论证殷王之兄微子墓》报道了这次民间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王恩田先生是回族人，祖籍山东恩县(今武城县)。生于1932年，六岁时随家庭迁居德州。1956年，王恩田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于1961年毕业。1964年调入山东省博物馆。1987年被评为研究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曾任省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和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省考古学会顾问、省古文字研究会会长、省古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省六届政协委员等职务。

　　王恩田先生长期从事田野工作，有不少建树。曾主持临淄齐故城小城钻探，首次发现齐刀币铸钱遗址并发现小城是挖掉大城西南角后兴建的。主持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的挖掘。发现安阳殷都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随葬青铜器最重要、杀殉人数最多的晚商大墓。大墓出土的两把铜钺硕大无朋。其中一件铸有亚丑铭文。证明传世大量精美的亚丑族铜器都是这里出土的。在茌平尚庄的发掘，发现了大汶口、龙山和尚庄等三种考古学文化的三叠层。其中的尚庄文化是夏代的东夷文化。在主持胶东调查挖掘中，首次实地测绘了黄县(今龙口市)莱都故城大小城的平面图。在莱阳前河前发现了纪侯等级的墓葬。主持淄博瓷窑的调查挖掘中，发现了最早的北方青瓷窑址和从唐至元各个朝代的窑址，填补了山东无古瓷窑址的空白。

　　1980年以后全力投入考古、古文字、先秦史的研究，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著述颇丰。提出过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例如西周实行的不是嫡长继承制，而是以鲁国为代表的一继一及制。经过春秋时代新旧继承制度的斗争，春秋晚期以后嫡长制才趋于确立。西周宗法制度不是以嫡长制为核心，而是以一继一及制为核心。昭穆制度并非起源于群婚，而是起源于一继一及制。西周以前无昭穆制度。西周时代的昭穆制度是兄昭弟穆，战国以后才是父昭子穆。又如西周并未实行井田制，而是实行以“亲疏有序”为原则的、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家族公社的土地制度。春秋晚期郑国实行的“庐井有伍”，楚国实行的“井衍沃”，才真正标志着井田制的实行。爰田制应是定期换地换房。从春秋晋国推行“作爰田”、经过战国时代齐国的“民十岁毕易田”，到商鞅变法的“制辕田”，即制止、废除爰(辕)田，是爰田制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不同意以殉葬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不同意西周有所谓“奴隶劳动营”。不赞成夏商周是奴隶社会。尤其不赞成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认为夏商周是父系氏族社会。经过春秋时代军事民主制的过渡时期，战国时代进入奴隶社会。东汉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他认为文明即阶级社会，古代文明是奴隶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文明的目的在于批判文明，而不是歌颂文明。“振兴中华”和增强民族凝聚力靠的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不依靠推前文明多少年。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并非都是“龙的传人”。河北涿鹿召开炎黄文化研讨会，会后拟建炎黄二祖庙。苗族代表到会宣称，“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是蚩尤的后代。”于是会议改名“三祖文化研讨会”，改建“三祖堂”。因此，“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是错误的口号。轻则影响民族团结，重则为分裂主义者提供借口。不赞成“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信古与疑古在任何时期都是共存并生的。即使是民国时期疑古之风大为盛行的年代，信古者也大有人在。从来没有什么“疑古时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功绩卓著，不容否定。目前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疑古过头。而是“应信不信、应疑不疑。”鲁国从西周初年建国伊始即进入了有年可考的历史时期，正因如此，《史记》所载西周鲁国世系是正确的，而包括周王朝在内其他各国西周世系是错误的。史学界只相信元年的前841年是我国进入有年可考的历史时期，而不相信西周鲁国纪年。认为断代工程《简本》发表10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西周《年表》多数王年都需要作出调整。如《年表》成王在位22年，而新发现的成王时期的铜器纪年是“唯王廿八年”。《年表》康王在位25年，而《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康王标准器小盂鼎拓本的纪年则是“唯王卅又五祀”。《年表》共(恭)王在位23年，而恭王时期的标准器纪年是“共(恭)王十五年”，根据葬谥制度，说明恭王十五年已经下葬，恭王在位只能有15年。《年表》懿、孝、夷三王在位分别是8年、6年、8年。而《太平御览》引《史记》懿王在位25年，孝王在位15年。山西伯墓出土的懿王铜器伯簋纪年是“唯王廿又三年”，与《御览》引《史记》懿王在位25年相符，说明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数也需作出调整。陈梦家先生根据《史记》卫、齐、陈三国《世家》所载三国国君年代与周厉王奔彘的时间对勘，得出结论说：“周厉王在位年数应在十四年以上，十八年以下。”而断代工程《年表》周厉王在位37年。从武王到厉王10位王年中至少有7位王年需要做出调整。西周《年表》无疑应该推倒重来。这应是“应信不信”所要付出的代价。鲁国保存有大量的西周文献和典章制度，因此春秋时的晋国人韩起说：“周礼尽在鲁矣。”但史学家们却说“鲁国背弃周礼”，“鲁国只能代表鲁国，不能代表西周”，诸如此类，岂不是应信不信，本末倒置吗？古代“墓而不坟”，墓上是没有坟堆的，连孔子墓都是假的，何况传说时代的黄帝的陵墓？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孔壁书”和济南伏生的“壁中古文”，为什么只见于《汉书》而不见于《史记》记载？秦始皇焚书令的政策规定：博士的藏书不烧。秦代有博士70人。作为“诗书圣人家”的孔府，难道连一个“博古通今”的博士也没有吗？伏生是榜上有名的博士，有什么必要壁中藏书？汉代以前从皇宫到民居，墙壁都是板筑夯土。而要壁中藏书，必须使用小砖建造“复壁”，俗称夹壁墙。而小砖造墙是东汉以后的事情。所谓“孔壁书”、“黄帝陵”之类，不都是应疑不疑的骗局吗？

　　对于高青陈庄西周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王恩田先生也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最早公布的18号墓出土的铜器铭文应是“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丰”是器物的主人，不是地名、氏名。 “启”的意思是首次。“齐公”不是齐国“某一代国君”，而是齐国开国始祖齐太公。“齐公”首次见于金文、以及齐太公日名“祖甲”，是重要的考古发现。齐太公之孙“丰”就是太公之孙乙公得，名得字丰。18号墓应是乙公得之墓。35号甲字形大墓出土的70多字铭文的申簋，不能称为引簋。古代申与山读音相近，器主申即齐献公山，也就是《诗·民》“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的仲山甫。申是本字，山是借字。“幽公”是献公山亡父癸公慈母。《世本》误作“公”。铭文中记载的战争，与五年师事簋中“羞追于齐”的战争是一回事，都是追捕齐哀公的战争。不明言追击对象是“为亲者讳”的原故。环环相套有九层颜色深浅不同夯土筑成的台基，西周甲骨文称“天位”，战国以后称为“圜丘”，明代以后称为“天坛”。只有一个城门的围墙不是城墙而是坛墙。古人认为天有九层。屈原《楚辞·天问》：“圜则九重”，就是天体有九层的意思。台基的中心部分一直到战国时期仍然保存完好。生当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作为楚怀王的使者到过齐国，因此《天问》中的“圜则九重”应是睹物生情、有感而发。几乎与屈原(前343-前298)同时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天论》这篇讨论天体构造的论文中，也有关于天有九层的论述。可见天有九层是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人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因此，高青天坛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以上文字节选自《山东画报》，王文聚撰文、孟宪虎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